8月的最后一天，洪钧很早就被“嘀嘀嘀”的鸣叫声吵醒了，他挣扎着从枕头上抬起头，伸手从床头柜上抓过闹钟把铃声关上，在黑暗中看见带荧光的指针正指向五点半。洪钧坐在床沿上，忽然听到周围有一种很微弱的蜂鸣声，他抬眼往墙上搜寻，隐约看见一个很小的绿色光点，他立刻想起来了，昨晚睡觉之前忘了把空调设置成延时自动关机，结果空调一直开到现在。洪钧摸索着打开床头灯，拿过空调的遥控器一看，上面设置的温度是摄氏二十度，他马上按键把空调关上。

洪钧扭头看了一眼旁边的菲比，顿时觉得又好笑又心疼，菲比背对着洪钧侧卧着，颀长的双腿蜷起来，上身佝偻着，膝盖几乎顶到了胸口的位置，缩成一团的身体紧紧裹着一席薄薄的毛巾被，洪钧见菲比冷成这样，懊悔地把空调的遥控器扔在枕头上。

洪钧轻轻探过身子，发现菲比的脸也让毛巾被捂得严严的，全身上下只有长发露在外面，披散在枕头上。洪钧凝视着菲比，忽然感觉自己像是一只大灰狼，面对一只团成刺球的刺猬找不到可以下口的地方，他正在踌躇，却发现菲比的耳垂在头发的缝隙间若隐若现，便凑过去轻柔地吻着。

菲比立刻颤抖了一下，咕哝着翻过身来，闭着眼睛迷迷糊糊地问：“要走了？”

洪钧站起身，说：“嗯，我换好衣服就走，你接着睡吧。”

菲比的手从毛巾被里伸出来挥了两下，就又无力地垂在床上，说：“到机场给我发个短信。”

“航班太早了，起飞之前我就不发了，等到了虹桥机场我再发，睡吧。”洪钧说完，见菲比哼了一声就又沉沉睡去，便转身走出卧室，他一边晕晕乎乎地洗漱穿衣，一边暗自抱怨菲比害得自己这么早起床。

从大学时代开始，洪钧就一直习惯于晚睡晚起，他如果早起哪怕只是半个小时，都像受了极大的折磨，而五点半对他而言实在是太早了。洪钧以往在国内出差，除非遇到极特殊的情况，否则他无论往返都尽量乘坐晚上七、八点钟的航班，把晚上的时间用于旅途可以一举两得，既不影响白天的正常工作，也不影响他早上的睡眠。但是，自从和菲比好上以后，他的“好日子”便一去不复返了。菲比老抱怨洪钧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太少，她希望洪钧尽量减少在外住宿，要求去程坐早班飞机、回程坐晚班飞机，这样两头都不至于影响她和洪钧难得的团聚，可以把因为洪钧出差而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小，菲比把这种行程安排称作“早出晚归”作为一项制度确立下来，并强调“晚出晚归”或者“早出早归”都应尽量避免，而“晚出早归”则是被明令禁止的。

洪钧收拾完毕，拎着行李哈欠连天地出了门，随手掏出钥匙把门锁好，脑子里想着他即将开始的上海之行。头一天罗杰打来电话突然提出辞职，洪钧正在电话里竭力挽留，罗杰的辞职信已经通过电子邮件和传真两个渠道几乎同时递到了洪钧手里。洪钧试图打听出罗杰辞职的真正原因和去向，但罗杰并不肯透露更多详情，只是说自己不打算继续这样打工，想探索一下其他的发展空间，他一再强调他的辞职与洪钧或任何人无关，他对洪钧和维西尔公司也没有任何不满意之处，纯粹是出于个人职业发展考虑，想趁着自己还年轻、还有冲劲，尝试一下风险很大但预期回报更大的事业。

洪钧虽然感觉到罗杰去意已决，但仍然决定亲自去上海一趟，即使实在挽留不住，也可以当面和罗杰料理一下“后事”尤其是他手上那些项目的交接工作。照洪钧以往的风格，遇到这种突发的重大事件，他一定会放下电话就直接打车去机场的，但如今有了菲比，他的行动便延后到了第二天。

上午九点半，国航ca1831航班平稳地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的跑道上，四引擎的空客340型宽体飞机徐徐滑向将要停靠的廊桥，机舱里的乘客大都已经不顾机舱广播的提醒和空姐的劝阻，纷纷打开手机并起身抓取行李箱中的行李，拥挤在走廊上跃跃欲试，中国人的急性子在此时暴露无遗，仿佛抢先走出机舱的人就能在以后的竞争中拔得头筹。洪钧在商务舱的座位上稳稳地坐着，后面的乘客已经各自对着手机大呼小叫，洪钧回头一看，各有一位空姐摆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站在两个走廊上经济舱和商务舱的分隔处，看来若不是她们挺身而出，后排的乘客早已涌进来挤在舱门前面了，其实空客340在机舱前部是有两个舱门供乘客上下飞机的，不知是不是因为虹桥机场的廊桥设施所限，只能启用一个舱门。

飞机刚一停稳，洪钧迅速站起来拿好自己的行李，快步走出舱门，他一边沿廊桥走着一边打开手机。很快，手机屏幕上显示有三条短信，他刚要查看短信的内容，手机已经响了起来，他看一眼来电显示，奇怪，怎么会是他自己家里的座机号码呢？

他按了通话键，刚放到耳边，菲比的声音就灌进了耳朵里：“洪钧！你干的好事！”

洪钧已经基本掌握了菲比的“习性”每当她连名带姓地直呼自己的中文名字时，往往是因为自己没干什么好事，洪钧忙问：“怎么啦？”

“怎么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