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则坐到上面以后这问题也就长到了自己身上，再也拿不掉。洪钧有条不紊地说：“中国区的销售总监要对科曼在中国的波ttole负全责，他就应该有权说了算，如果他只有发言权、建议权而没有决定权，却要独自承担最后的结果，这是不公平的也是行不通的。当年我和俞威一起离开原来那家公司，他来了科曼而我去了ice，后来又几乎是同时离开，但区别在于，俞威给科曼遗留下很多问题，而我走后ice却风平浪静，根源不在于我和他两个人之间的不同，而在于两家公司架构上的不同。俞威承担了最大的压力，但公司里很多事他说了不算、很多人他指挥不动，身边有太多和他平级的director也都向你report，彼此掣肘，所以才逼得他处处挖空心思变通，转而去公司外面找资源、找捷径，他也知道这样不能长久，所以才会有一系列的短期行为。你刚才说人选不能找错，我同意，但人选更不能用错，如果公司架构不合理，恐怕换了谁都一样。你刚才说科曼如今的麻烦都是俞威留下的，似乎其他人都没有责任，而你当年把俞威请来时恐怕也自信是请对了人吧，我可不想等将来我离开后，你在我的继任者面前又把全部责任推到我头上。”

托尼双手交叉拢在胸前，揉着又窄又斜的双肩，好像这副肩膀再也无法承受重压，沉默良久之后冷不丁问道：“看来你对这个position是很有兴趣的啦？”

“我对任何挑战都有兴趣。”洪钧笑呵呵地回答。

“那你对packa有什么样的expectation？”

“我希望在你和我对这个position的权责问题达成一致之后再来谈packa，我当然关心packa能拿多少，但我更关心packa能拿多久。”洪钧意味深长地说。

托尼又沉吟片刻才说：“你的想法有些道理，但这样一来科曼在中国就不只是新请一位销售总监，而是整个架构都要重组，可能很多人都要换老板，我如果现在就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显然是对你和我都不够负责任，我需要回去考虑一下，我也要请示我的老板，然后再和你谈，你放心，我们香港人做事很快的。”

洪钧笑了，说：“我很有耐心，你在北京等了我四天，我可以等你很多个四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