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所以荆州的百姓才会逃到“绿林”里当“盗贼”，因此到任后不打算征剿，而是减轻赋税，借给耕牛和种子，根除问题，没想到王莽又不悦，当场免了费兴的荆州牧。

王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不认为新朝的政策有问题，哪个时期没有盗贼呢？以前的文景之治、昭宣中兴，不照样有吗？汉武帝时，天下都“户口减半”了，不照样渡过了难关吗？

这些朝堂之上的事情，太学里的刘秀不一定都清楚。但他应该能看见、听说和感知，到始建国天凤年间的最后一两年，天下特别是关东地区，连年出现大面积旱灾和蝗灾 4 ，这直接导致了严重的饥荒，粮食价格飞涨，一斛粟米能卖到一斤黄金。

在不发达的古代，就算是丰年，普通人也未必每天都能吃上饭，更别说吃饱。因此每逢天灾，脆弱的社会结构最需要的是安抚和救助，但如今四方边境的战事仍然从内地吸走人力物力，六筦和征税的影响也超出了工商部门。

边境的流民流落到饥荒的内地，内地的饥民正在躲避征税和连坐，于是一并沦为啸聚山林的“盗贼”“匪患”。而此时，原本可以采取应对措施的官僚行政系统恰好正在改制，郡县在改名和划界，俸禄纷扰未定，也就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基层官吏有些自己都快过不下去了。这样的状况持续到始建国地皇年间，终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系虏、陷罪、饥疫、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 矣。 5

这是汉武帝之后，再一次出现户口减半的严重状况。当然，户口减半并不是说天下死了一半人口，这其中包括逃亡和服刑人员。汉武帝时期的户口减半，与大规模的对匈奴战争有关；但新朝，在战斗中死亡和被俘虏的情况只是一部分，因法令苛刻而获罪，饿死、病死以及大量逃亡才是主要原因。

始建国天凤四年（公元17年），在荆州的南阳郡和南郡一带，一支由王匡、王凤 6 、王常、马武等人领头的饥民逃入南方的绿林之中，汉水之上，距离刘秀的家乡不远；始建国天凤五年（公元18年）底，吕母所在的琅琊郡，由樊崇等领头的饥民，也聚众劫掠，吕母的万余人马亦汇流其中。

这两支“盗贼”，分别就是日后著名的绿林兵和赤眉军。但现在，他们还和其他地区的流民一样，尚没有掀起巨大的波澜，只在地方郡县的视野里。

大概就在此时，刘秀返回了故乡。对于天下的种种变化，他还会继续观察、体悟。在故乡，已经二十五六岁的刘秀，沉稳的性格和游学长安的经历，给他的另一位叔父刘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刘敞委托刘秀到长安帮他打个官司。

刘敞是汉朝时候的舂陵侯，翟义的兄长翟宣的亲家，汉末曾被牵连进翟义的叛乱，所幸后来他态度好，被王莽树为拥护他的典型。而此番诉讼，涉及始建国地皇元年十二月 7 之前他地租上的两万六千斛粮食和充抵草料的钱若干万。从这个事情看，首先，刘敞虽然没了爵位，但在新朝仍然过得比较舒服；其次，直到始建国地皇元年，舂陵一带仍然比较稳定，没有受到关东的影响和绿林的冲击；再次，选择刘秀帮他打官司，除了刘秀踏实能干、熟悉长安，关键是看不出他有造反的想法。

刘秀再次奔赴长安，拜谒时任大司马严尤。当时一同去的还有宛城的一个人，据说严尤接待他们二人时，注意到刘秀“美须眉 ”，长得帅，因此只和刘秀一个人说话。刘秀给了严尤很深的印象。用不了几年，他俩将会在战场上再见。

9赤眉军的兴起

这次重返长安，刘秀在办事之余，惊讶地发现南郊正在大兴土木，被征发的人日夜在工地服役，每天都有人累病而死。

原来是修建九庙。

京师的执法们，正在穷治一起大案。巨鹿郡有人谋反，联络发动燕赵一带的军队起兵，事情被大司空士王丹发觉，皇帝派三公亲自督办，案子牵连郡国豪杰数千人，都被诛杀。

带着从京师获得的此类信息，刘秀返回了家乡，他敏锐地觉察到天下的形势已经比较危急，但朝廷似乎没有足够的危机感。这或是因为关内一直比较稳定。不过，到了始建国地皇二年，“三辅盗贼麻起 ” 8 ，关内的匪患也层出不穷了。

面对源源不断呈报上来的边境战事和内地民情，王莽并非没有危机感。起初，他觉得应该以军事镇压为主，试图建立军政合一的军制，任命所有的州牧为大将军，郡长官为偏将军，县长官为校尉。

但效果不佳，不是说官僚加上军职就能打仗。

比如，在荆州，始建国地皇二年（公元21年），荆州牧发兵两万人攻打绿林兵，结果被击败，数千人被杀，辎重全部损失。绿林兵乘胜回击，攻克数县，掠夺了许多妇女和物资回到山林，军队扩充到五万多人，靠州郡的力量已经制不住了。

在关东，同样是这年，樊崇和琅琊郡及周边的叛军逐渐合流，达到数万，开始主动攻打周边县城；在姑幕县 9 ，与前来征剿的翼平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