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霁说：“欢迎你回来。”

江离由衷道：“我也很希望。”

先前，江离与解存有过相似的对话。

张远霁乃不会对朋友的生活方式过度关心与评判的类型。她的世故体现在她日常的简朴与她爱好的纯粹。她始终将自己与其他人的相处维持在一个对双方皆安全的、不过度分享热情与隐秘的区间。江离向解存承认，自己有金主。解存的第一反应是，金主是否对江离构成危险或伤害。张远霁则就没有与江离亲近到那一步。

然而，张远霁还是共享了古早的、“希兰不应该由于江离在法外之地不具名大量传播盗版文献就把江离开除”的默契。

她们起初谈学术谈得愉快。不过，思及为上学而做的种种妨碍公平的事，江离陷入忧郁与紧张。张远霁转移话题：“我记得，你当初学业中断，好像不是完全不开心。”

江离回过神。她说的比她内心的感受更坦然且冷静。“那时，我的想法是校园阻止我认知人间疾苦。现在，我累了，也认清了自己的比较优势仅能在象牙塔内发生。”

“最后一句，我不很同意。你帮助解存的双亲偿还了债务。”

“不是所有钱都和我有关系。他们需要投资组合以降低风险，不可能单通过我。我介绍解存的家人投资了一支私募基金，而已。”

江离学金融时，有效市场假说的最简单版本被包含在第一课。这是指，在信息流通的前提下，绝大部分理性投资者的长期收益率皆与市场的平均水平相当。这也被一些市场中的数据验证。按此理论，江离做得很好。在这几年失学且无业时间的前半，她投资，给自己日后挣出了充裕的、可以用于支付留学学费与其他大开销的存款，有美丽的年化收益率。

不过，让江离──以及那支私募基金，以及解存的双亲──赚到钱的，其实只是一件事。那便是帝国与固桑地区的玛拉族开战。在战争正式爆发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不倾向于悲观地预测局势。有些人觉得将速战速决，有些人觉得将停留在虚张声势。金融市场未反映正确的未来。

彼私募基金不止投资了军工与防务。那是保守的选项。江离与她的合作者还有激进的。他们达成战争将胶着的共识，考虑这种情况可能引起的次生灾害，瞄准若干尚未与战争风险关联的、高杠杆的衍生品。这些衍生品，本质是给特定商品的异常价格上的保险。在一切如常的情况下，买它们不贵。不过，如果风险真的发生，保险的价格就将由于理论上能收获的大额赔付而剧烈上扬。

这是江离不堪回首的往事。倘若要简单地概括结果，就是，在长久蛰伏与轻微亏损后，江离与她的合作者于朝夕间收网，惊险刺激地发了一大笔国难财。利润的绝对值，没有大到惊动媒体与监管。他们亦顺利平仓在帝国的战时经济管制开始前。

黑天鹅事件有可遇不可求的性质。没有强大背景的人在帝国的市场做极不寻常的举动进而大量获利，哪怕其操作没有像江离与她的合作者的一样不道德，也容易被弄成经济犯罪。

江离主要的合作者，是她在希兰经济系的同学。学该专业的人有流行的爱好。邵泳之与江离都会在上课时走神、拿电脑查询今日行情。不过，江离的账户内只有能让她炒股的最小额度，邵泳之的账户内则有一百万。邵泳之想做散户做不了的交易，遂挂靠在他的某位长辈作为合伙人的公司里，用自己与几位发小的钱组成一支基金。

战争爆发时，邵泳之在国外。江离终日终夜待在私募基金在南遥的办公室，刷深域浮现的权威报道与道听途说、买便利店与咖啡厅的吃喝、去健身房放风与洗澡。邵泳之毕业出国以后，江离不再和他讨论作业。据说，邵泳之与同学们亦拼单请到了一个之前上过同一门课的本校学生，给他们做课外辅导。然而，一向把那支私募基金的盈亏当数字、前几次找江离都是为约她去自驾的邵泳之，在最初的狂喜后，忽然又是给江离发红包、又是要求江离向他投屏。邵泳之隔着时差的作息之阴间，令后来的江离意识到，当时的邵泳之不是多线程办公高效率，而是焦虑到几乎做不了别的、状态极其之差。

邵泳之与江离皆不学法。他们分别认识不同的、学或做法律的人。不过，邵泳之不敢向这些人问。邵泳之查阅新闻、法条、规定、解释、判决文书，发给江离一堆理解与判断，不多久又发给江离一堆更新过的理解与判断。后来，他们转换思路，从“是否违规”改为“如何避免被官方调查到”。

他们最明显的接近违规之处，应该是，这支私募基金的实际的最核心的策略制定者，邵泳之与江离，没有被写在基金备案中。

最终，邵泳之痛恨起帝国的选择性与运动式执法。在金融市场内，风险与收益是双刃剑。监管防止零售投资者承担过高风险，同时即剥夺他们获取巨大收益的可能。人为地，用钱生钱的机会随社会阶级累进。发国难财的思路与技术不难，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安全地这么做；小盗者诛，大盗者为王侯；它的资质，被留给了原本就大概率将不被国难伤害的人。